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

民生艰难是社会不稳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深层次的国家治理，有事半功倍之效。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

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法治周末记者获悉，今年全国两会之后，司法改革决策层开始就制定下一阶段司法改革方案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上述有关司法改革的表述或将被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讨论。

案件主办法官或者合议庭，或者主任(主办)检察官，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任;一般性案件适用法律和刑事政策，由案件的主办法官或者合议庭负责，重大疑难案件适用法律和刑事政策时，由检委会或者审委会负责。沈岿指出，司法改革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只有相关制度共同推进，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改革目标才能实现，伴随而来的才是公平正义的审判。宋英辉教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会议提出，坚持以推动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方向，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执法司法问题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

宋英辉表示，其表现是，法院的人事权、财权隶属于地方、受制于地方，如果地方干预时，难以指望法院独立审判，司法公正就没有保障。  去行政化 侯欣一表示，就他接触的司法系统人士尤其是法院系统人士，对司法改革的愿望非常迫切，希望有确保独立行使职权的制度安排，原因之一在于司法领域长期被行政化问题所困扰。

宋英辉举例说，对于一起刑事案件，案件承办人收集并审查了证据，询问了证人和被害人，讯问了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对案件比较瞭解，但根据现有管理体制，承办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需要报庭长(科长、处长)、分管副院长(副检察长)批准。沈岿指出，如何让法院能够摆脱地方不当的干预，就是要从人事任免和财政上进行改革，摆脱地方的影响。中评社北京11月6日电／11月9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北京召开，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宋英辉建议，比较适宜的解决方案是，司法活动与司法行政活动分开，司法活动由审判长和主任(主办)检察官负责，直接针对审委会或者检委会。

从司法实践中披露的冤假错案来看，不是办案机关不想把案件办好，而是顶不住压力，干扰太大。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今年一月初，中央政法委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五年之后，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我预测，为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改革的要求和任务，三中全会之后将出台司法改革框架性文件。宋英辉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司法权地方化是司法改革首先亟需解决的问题。

侯欣一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最高法院频繁提及审判独立，不是一个孤例，而是在释放着司法改革的信号——改革的切入点从法院开始。据法治周末记者获悉，司法体制改革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研究、讨论并作出相应部署，新一轮司法改革方案也将在会后适时公布。

宋英辉教授表示：我个人的感觉和预测是，根据十八大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方向性的部署，但不会表述得非常细致。党的十八大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表述，被视为中央或启动再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发轫。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沈德咏这篇署名文章在发表之前曾向中央领导汇报。进入专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 司法改革 。与此相印证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授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上半年，大家在讨论和议论司法改革时，很多议论集中于加强审判独立、避免法院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时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本位主义的影响。  去地方化 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要求坚决贯彻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不断健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机制，坚决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侯欣一表示，司法改革去行政化目前在法院内部的探索是，强调扩大法官和合议庭的权限，在法院系统推行内部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但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剥离法院和检察院的行政事务，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宋英辉指出，目前，司法机关对司法人员的管理，是按照行政思路进行，形成司法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化。

沈岿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可能会提出令人期待的司法改革方案社会大众应是法治这出大戏的导演。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曾经断言，如果一个国家的立法是完美的，但法律人群体却是糟糕的，那么，这个国家的法治就会沦为一出滑稽戏。对柏拉图这一判断，笔者对它作延伸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评论家是带有批判立场的，严肃的戏剧评论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至少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申言之，在一个法治状况良善的社会，准确来讲，司法官、行政官扮演的不过是法治这出大戏中各个子剧目的执行导演，真正的导演一定是、并且应该是社会大众，因为正是后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者对法律这一剧本的理解。行政官和司法官是各个具体独幕戏的主演——他们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对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作出处理。因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制定法律的权力和运用法律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或机关手里，那么自由就不存在了。

换言之，法治状况到底如何，关键取决于接下来这大戏被怎么排、怎么演。虽然社会大众不可能在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都明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以及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但从整体上看，一个法律条文到底应该作何理解，最终都一定受制于整个社会的判断。

我们知道，戏剧评论家们最擅长两件事:第一，揭示、剖析并解释某个戏剧作品的内在逻辑、可能问题;第二，引导观众按照戏剧应有的欣赏逻辑欣赏戏剧(培育真正懂戏的观众群)，并促使编剧、导演、演员们下次排出更精彩的戏剧。个人以为，今日中国的法治如果要演绎成真正的、符合法治逻辑的大戏，只有社会民众提高法律素养，扮演好导演角色，监督主演行政官、司法官始终坚持法治的基本逻辑，才可能最终导出一部真正的法治大戏;相反，则很可能蜕变成一部柏拉图所言之滑稽戏。

法学家则是影评人或戏评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立法者作为编剧，动辄出台法律解释以引导或限制导演、演员对法律这一剧本的理解，可能就是不合适的——站在戏剧表演的角度讲，这实际上等于扼杀了导演的必要性以及演员的个性;站在法律实践的角度看，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规范的个别化适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有观点或许质疑:普通民众既没有足够的专业理性，也没有像行政或司法机关那样足够的动员能力或指挥能力，更不用说大众作为一个庞大的集合性主体，从技术上也很难出任导演。今日中国，亦在上演一出法治大戏。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党的文件以及宪法以来，应该说创意已经确定;另一方面，全国人大于2011年宣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可以说剧本也大体编写完毕。除了立法者作适时的修订外，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官以及行政官们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之裁定，偷偷地修订、填充了相应的规定从而使得它们与社会的主流意愿保持了大体的一致性，从而能够长葆活力。

把法治比喻为一出戏，是对法与人的关系的深刻剖析，也是对法治进行反思的独特视角。实际上，法学家也只能扮演理想主义者:他们只负责构造符合理论逻辑的标准，并以这标准检视、反思、批判法治现实。

综观每一部实际上推行时间比较长的近现代各国法典，如法国的《拿破仑民法典》、美国《联邦宪法》等，尽管已经被颁行数百年却依然能够与时俱进地规范当代生活。出处:《检察日报》2013年11月5日 进入专题： 法治 。

如果法治是一出戏，那么，大体可以作这样的对应:立法者是这戏的编剧;决策层或者说社会的统治阶层则是这戏的创意总监和制片人;政府以及司法机关扮演的是主演，法学家则可以对号入座为影评人或戏评人出处:《检察日报》2013年11月5日 进入专题： 法治 。